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现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我们仍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当前的外部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我们要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上的主动、国际竞争上的主动。

第一，改革涉外投资管理体制。包括改革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现在我国外汇储备高达3.9万亿美元，为什么还要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利用外资呢？这是因为，利用外资不是简单地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获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机会，这些都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利用外资是我们的长期方针。目前，我国利用外资仍采取逐案审批加产业指导的管理方式，审批环节多，影响了外资的积极性。为改变这种状况，去年我们有一个重大探索，就是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只要没有列入负面清单的行业，企业投资都不需要审批。需要强调的是，自贸区不是搞“政策特区”或“税收洼地”，而是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探索创新经济管理模式。下一步要研究扩大自贸区试点，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纳入试点范围。

对外投资蓬勃发展，境外经济技术合作规模和区域迅速扩大，是我国新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不适应对外投资加快发展的新形势，在投资审批、外汇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制约。要大幅下放对外投资审批权限，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这样做，有利于加快“走出去”步伐，带动我国的产品、技术、标准、服务出口，也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和国际收支平衡。我们不仅要让中国产品、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更要让中国装备、中国创造走向世界、誉满全球。当然，“走出去”不能自相残杀、打乱仗，要加强协调、规范秩序、形成合力。

第二，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过去，我国对外开放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内陆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相对滞后。今后扩大开放的最大潜力和回旋余地在中西部地区。要抓紧制定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规划和具体方案，重点推进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各地要找准定位、密切配合。要大力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通关协作，把“关检合作”改革试点扩大到全国，加快提升中西部地区通关效率。

第三，坚持多边和自贸区两个轮子一起转。现在世贸组织成员涵盖我国98%以上的对外贸易。多边贸易体系是我国巩固贸易大国地位的“压舱石”。自贸区代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推进器”。我们要积极参与高标准自贸区建设，推进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快与韩国、澳大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等自贸区谈判进程，实现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八、注重依靠改革推进结构调整

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进结构调整，必须也只能依靠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本身也是改革。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症结在于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和僵化。调整经济结构，要从实施结构改革入手，改变不合理的体制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釜底抽薪，真正收到成效。否则再用老办法，主要运用行政手段，结果只能是调不动、调得慢、调不好，甚至出现反复，这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结构调整，要着力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上下功夫，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新体制机制，加强政策引导，推动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国际产业分工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从城乡区域不平衡向均衡协调迈进，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要在结构调整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推出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和差别化促进政策，使结构调整更多依靠改革创新来驱动。

第一，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我们要实现持续发展，最大的潜力在内需。要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这也是重大的结构调整。要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不断增强内需的拉动力。要把促进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解决没钱花的问题，也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有钱不敢花的问题，还要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解决有钱不愿花、没处花的问题，释放有效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