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好不好決定於能否促進生產力的發展[4]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究竟好不好？這要有一個正確的回答。這個制度好不好，決定於是否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在我們國家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認為黨委領導下的個人負責制是好的，它適合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但是否就永遠是個好東西了呢？也不要把它說得那麼絕對。現在我們對這個東西熟悉了，有了經驗，証明它是個好東西。但是拿到別的國家去是否合適呢？不要認為把這個東西拿到任何國家去都合適。我們黨從來沒有這個意圖，也從來沒有把黨委領導下的個人負責制“販賣”給別的國家，說我們這個制度才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這個牛皮是吹不得的。把一個東西夸張到不恰當的地步，那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老實說，我們的事業還很年輕，經驗還不足，我們的制度還不完善。重要的是正確的要堅持，錯誤的要糾正，不完善的要補足。現在有人說工人委員會就是好，當然我們並不否定，但是，工人委員會不是制度，而是一種方法，一種制度的運用。不要把一長制、工人委員會和我們現在所提的黨委領導下的個人負責制說成絕對好，也不要說成絕對壞，因為這些東西在某一個條件下是好的，在另一個條件下就是不好的。在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曾強調搞一長制，應該說是好的，因為當時生產管理是極端混亂的，要強調集中，強調統一，強調紀律，在企業管理裡強調一長制。如果蘇聯在那時採用工人委員會，如何建立起秩序呢？在當時，是一長制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還是工人委員會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呢？當然是一長制。所以強調工人委員會任何時候都是好的，絕對好的，是不對的。蘇聯現在還在運用一長制，隻要他們認為合適，就可以繼續採用。總之，在具體制度上，隻要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發揮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創造性，能夠監督和防止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什麼制度合適，就採取什麼制度。我們堅持八大[5] 上所確定的企業管理制度，它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黨委領導下的個人負責制，企業管理沒有廠長是不行的，但又是集體領導﹔另一方面是搞工人代表大會。這就是黨的作用、群眾的作用。
基本制度是好的，但還要注意調整。蘇聯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是斯大林對應當調整的沒有調整，他的錯誤也就在這裡。比如在蘇聯，國內階級已經消滅了，但是斯大林還強調階級斗爭，說階級斗爭越來越尖銳了，結果在肅反問題上犯了錯誤。又如在我們國家，革命勝利后不搞肅反斗爭就不行，不把反革命的氣焰打下去，人民就站不起來。人民站不起來，還能夠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嗎？這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又得到一個教訓，當反革命被大量肅清后，如十個指頭肅清了九個指頭，還剩一個指頭的時候，我們就要做適當的調整。所以現在把死刑的決定權交給了最高人民法院，不調整就要犯錯誤。
應該說，我們現在的制度是適合發展生產力的。如果和美國比，他們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比不上，蘇聯也比不上﹔但是我們的發展速度是很快的，蘇聯和所有的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工業的發展速度都已經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速度快慢，我們大家是看得見的，這一條是比較容易解決的。重要的是我們要經常取得教訓，要看哪些是過去合理，現在不合理了，不合理就要糾正，就要補足﹔哪些是過去合理，現在還是合理的，就要堅持。隻要我們採取了這種態度，我們就可能少犯錯誤﹔而有了錯誤就糾正，不致使小錯誤變成大錯誤，局部的錯誤變成全體的錯誤，暫時的錯誤變成長期的錯誤。
注 釋
[4] 這是鄧小平在清華大學師生大會上報告的節錄。
[5] 八大，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關於民主和專政[6]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究竟是資產階級專政最民主，還是無產階級專政最民主？我們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最民主的。
任何專政的民主都有其局限性，資產階級有專政也有民主，那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美國不讓新聞記者到中國來，迫害進步人士，這就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他們的民主是根據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運動的程度而變化的。當這個運動對他們的損害不大時，他們可以寬一點﹔當這個運動對維持資產階級統治不利時，他們就少搞一點。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包括資產階級在內）對少數反革命分子的專政，而資產階級專政則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
從我們國家來說，前幾年我們搞專政多一些，正因為我們依靠了專政，所以才取得了這麼大的成績。現在我們要充分地考慮發揚民主的問題。在企業裡我們搞工人代表大會制，並認真地考慮擴大它的職權問題，如獎勵基金，過去是在廠長的權限范圍之內，現在考慮是仍舊保留在廠長的手裡好，還是交給工人代表大會好？又如現在把死刑的決定權交給了最高人民法院。再如在思想戰線上，唯物主義的旗幟樹立起來了，馬列主義思想已居於領導地位，我們就提出可以講唯心主義的東西了。其實唯物主義正是在同唯心主義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我們的思想不要僵化，即使主張唯心主義的人，在這個斗爭中也會改變的。爭論是有益處的，比如我們現在提出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的問題，群眾就懂得了兩個萬歲存在的益處。
由此可見，專政和民主各國是不同的，不看條件，不看變化，而空談專政和民主，就不對了。對民主和專政的看法任何時候都不要僵化，要看條件。你那個地方專政的對象不多，再強調專政，那就錯了，斯大林就是犯了這個錯誤。
在人民內部，民主和集中的關系也是同樣的，有時民主要多一些，有時集中要多一些，但總的趨勢是民主要愈來愈多，否則就要傷害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我們國家裡，反革命總是愈搞愈少，專政就減弱，民主就擴大，當然不要忘了還有外國帝國主義的存在。究竟在什麼時候擴大民主，擴大多少，就要注意。有時就要強調一下集中。八大提出要擴大黨內民主。現在企業裡確實要向擴大民主的方向走，條件成熟了，我們就採取工人代表大會制。現在考慮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監督國家機關的職能擴大一點。如何監督？採取什麼方法監督？這些問題都還需要認真地研究。
總之，我們不要把專政同民主、民主同集中都看得絕對化了。把權威看成是絕對壞的東西，把民主看成是絕對好的東西，都是荒謬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是最廣大人民的一致，隻有無產階級專政才是最有條件，也是最敢於擴大民主的。如果不是不斷地擴大民主，那麼總的趨勢就要發生錯誤。
現在有些人對我們的民主不滿意。的確，要承認我們是有缺點，有些可以擴大的民主，還沒有擴大，對這一問題現在我們正在研究。對我們國家一些不好的現象的批評，應該說大多數是健康的，即使意見隻有一部分是對的，我們也應該接受。
大民主與小民主的問題。大民主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好東西，在一定條件下又不是好東西。說它是好東西，如土改、鎮反、禁煙禁毒運動等都是大民主，不搞大民主就不行。大民主是用來對付敵對階級的。當然，在人民內部對嚴重的官僚主義者有時也採用大民主。但是大民主如果發展到像匈牙利事件[7] 那樣，那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復辟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了，是誰勝誰敗的問題了。問題的本質是兩個階級的斗爭。這個問題是不能含糊的。匈牙利事件發生，結果誰吃了虧呢？人民吃了虧。大民主是不能提倡的，不能贊揚的。一搞大民主，生產下降了，紀律性破壞了。我們不贊成在人民內部搞大民主，因為它對無產階級，對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不利。
黨內也有大民主、小民主的問題。黨內斗爭用小民主好，不要用大民主。大民主可以在一個時候馬上就收效，但是后患無窮，影響很深遠。所謂大民主就是一批人被打倒，另一批人又起來。這就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黨內就渙散，就團結不起來。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經犯過這種錯誤。在江西中央蘇區的時候，有人反對毛主席的正確領導，當時如果毛主席採用大民主的方法，完全可以保持住他的領導地位，但是他採用了小民主的方法，這是從整個黨的利益著眼，團結了黨。那些喜歡搞大民主的人始終沒有把革命搞成功。所以不要以為大民主就那麼好，小民主就那麼不過癮。如果要過癮，就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個大亂子，到那時再試試看。我們黨內的斗爭要採取比較適當的方法，不要迷信大民主就那麼能夠解決問題。大民主，對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可取的。
注 釋
[6] 這是鄧小平在清華大學師生大會上報告的節錄。
[7] 匈牙利事件，指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發生在匈牙利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關於農業問題的談話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月）
一
農具改良有兩大優點，第一，普及推廣快。譬如一個地方改良了農具，就可以組織農民去參觀，他們參觀后，就可以馬上推廣使用。農具隻要稍加改良，效率就能提高一二倍，甚至幾十倍。改良工具還稱不上技術革命，但它是技術革命的萌芽。第二，能充分發揮群眾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廣泛利用群眾的智慧。人人可以動腦筋改良工具，而且改良以后的工具人人都可以使用。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會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駐中國大使汪戴爾時談話的節錄）
二
農村隻靠種糧食擺脫不了貧困。要發展多種經營，堅決搞一批相信這個道理的人去試驗。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聽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長春市委負責人匯報工作時談話的節錄）
三
農村要大大增加生豬飼養數量，隻有把農林牧副漁統統發展起來，才能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才能使人民公社鞏固發展。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視察遼寧省蓋平縣[8] 太陽升人民公社時談話的節錄）
四
農業要做到糧食、蔬菜、豬肉三自給，要搞好水利、深翻地、施肥、密植和加強田間管理等工作。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視察遼寧省撫順市時談話的節錄）
五
農業生產要採取不斷革命的精神，要敢想敢做。要善於揭示自然秘密，揭示物質的秘密。隻要人的思想解放了，就能更多地掌握科學技術，充分發揮和挖掘物質的力量。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日聽取中共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