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指明了方向。在笔者看来，新闻传播学是习总书记讲话中提及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前沿学科”。

进入21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学科在中国获得了空前蓬勃的大发展，目前全国各大院校设立了1080个相关院、系和专业，在校生和毕业生近20万人，从事相关教学科研工作的专业人员达到10万人，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然而新闻传播学的“突飞猛进”带来了一个突出问题是：西方中心的学科体系与中国本土实践之间出现了不少“盲点”、“断点”，甚至是”裂缝“、“断层”。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是亦步亦趋地以欧风美雨为马首是瞻，为西方中心的学科体系提供“中国案例”来佐证其普遍性；还是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坚持以人民为导向的原则，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

笔者认为，如果选择前者，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边缘地位难以改变，学术产出既触摸不到国家社会的主流脉动，也进入不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如果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思路，我们的学科建设就能够抓住中国与世界重大变革中出现的“真问题”，才能做出习总书记要求的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

自上世纪初美国密苏里大学建立了首个新闻学院，上世纪三十年代爱荷华大学建立第一个大众传播博士点以来，新闻传播学教育在西方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教学和科研体系。我们不能否认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话语体系在全球传播和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与其他许多新兴的学科一样，国际化是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重大主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定位与中国全面融入全球体系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目标是完全契合的。但是，由于新闻传播学涉及的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因此在这个领域中，“国际化”绝不意味着全盘西化，或是将西方的教学体系不加甄别地全盘引入中国大学的课堂中。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应当是探索如何将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融入中国的国情之中，推动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更为开阔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媒体文化中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有助于以中国的特殊经验，丰富和发展原有的西方中心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从而真正做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自2003年春夏之交“非典”危机爆发以来，政府新闻发布机制的确立和新闻发言人的出现成为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危机传播从一开始就成为政府新闻发布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新闻发布制度为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有效地与媒体和公众进行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流，从而通过继承“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它也为近年来在我国蓬勃发展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提出了许多带有鲜明本土色彩的研究课题。毫无疑问，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危机传播和新闻发布机制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必将有助于我们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语境之中，从而为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提供一个新的话语平台。

2004年出版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一书，首次将“危机传播”的理念引入内地学术界，这也是第一本在学理和实践层面上探讨新闻发布制度的专著，时机上又恰逢我国首批政府新闻发言人面世。笔者有幸参与了发言人“黄埔一期”的培训工作，迄今已经参与培训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新闻发言人逾万名。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社会需求能够联系在一起，并亲身参与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探索当中，这是一个新闻传播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和良机。十多年来，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成绩斐然。可以说，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就是新闻传播学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成果之一。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体系构建也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之一。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富于创见性地预言了“世界文学”的出现。显而易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是以印刷媒介和书写传播为主要载体、以文学为最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