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些協同機制，多一些專業精神，多一些對政策法規的敬畏之心，才能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避免“跑冒滴漏”

　　近日，兩起“自擺烏龍”事件引發廣泛關注。在天津，環保部門22日晚發布重污染天氣預警，提出從23日零時起實施限行，隨后交管部門卻宣布限號政策暫不執行。在廣西武鳴，人口計生部門先是向一對夫婦發放了《二孩生育証》，后來發現不符合政策而將准生証收回，此時妻子已經懷孕。

　　“政府部門的失誤決不能讓百姓埋單”，在紛至沓來的質疑聲中，廣西武鳴人口計生部門登門道歉，主動承擔了相應過錯責任。而在天津方面，對於信息發布中的“令出多門”、“政令打架”，公眾也頗有意見。一個是新舊政策銜接錯位損害群眾權益，一個是內部協調不暢導致部門齟齬，從中折射出的問題值得深思。

　　誠然，無論是“二孩生育”還是“限號新政”，因為“新”，從上到下的傳導與執行中，對相關政策掌握得不夠熟悉，部門之間的配合需要磨合，情有可原。但這種熟悉與磨合，應有底線，就是不能讓政策有失效風險，不應損害群眾利益。公共政策不像小孩子過家家，即便發現問題后再來改正，其糾錯成本也相當高昂。政令打架、朝令夕改、政策懸浮……公眾之所以對此類現象不滿，不僅在於它令群眾利益受損，更在於它體現出執行力與責任心的缺失。

　　事實上，天津“限號烏龍”事件中，如果治理霧霾的協調機制更完善些，環保部門與交管部門能夠事先互通有無，本不會出現口徑不一、相互拆台的窘境。廣西“准生証風波”中，如果計生部門把政策變動情況及時明白地傳遞到每一個辦事窗口、每一張辦公桌，又怎會釀成先發后收的尷尬？多一些協同機制，多一些專業精神，多一些對政策法規的敬畏之心，才能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避免“跑冒滴漏”。

　　宏觀政策研究者認為，政府每針對某一問題出台某項政策，都會改變利益群體的收益預期。如果因為相關部門、相關工作人員的理解執行不到位而改變政策，不僅會使政策失效，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