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中枢环节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中国的体制改革空间得以扩容。即全面深化五项改革，全力保障五个建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也是五位一体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应是五位一体构成的制度体系。唯此，“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才能够实现。

针对目前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五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亦有侧重。公报中部署经济体制改革有6段，部署政治体制改革的有3段，部署文化体制改革的有1段，部署社会体制改革的有2段，部署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有1段。部署经济体制改革的篇幅几乎相当于部署其余四项改革篇幅的总和，部署社会体制改革的篇幅则紧跟其后。

在五个建设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五项改革中，“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社会体制改革举足轻重。经济体制改革的使命在于“做大蛋糕”，社会体制改革的使命在于“分好蛋糕”;前者着力于提高效率，后者着力于促进公平;前者关注经济主体，后者更关注社会组织;前者关注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后者则关注厘清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边界。

由此，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已成全面深化改革的中枢环节。

寻找政府与市场边界的中国路径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寻找两者的边界，是最基础的一步。

与西方国家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探索相比，中国有其自身特点。最为突出的是，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中国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起点与终点。这一点与西方绝然不同。我们是伴随着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探索政府与市场边界的。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到1992年十四大“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2002年十六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2007年十七大“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脉络清晰可见。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现阶段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内在驱动力。经过35年的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还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以及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方式，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民营资本所面临的“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情况始终没有真正突破。

二是，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仍然是双轨制，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不够，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并存。

三是，宏观调控方式有待改善，近年来通过直接干预价格实施宏观调控的现象比较明显。

四是，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坦率地讲，地方政府不是不想建设服务型政府，而是事权与财力相脱节使然。有人将各级政府的财力状况作了形象比喻：“中央喜气洋洋，省级满满当当，市里勉勉强强，县乡哭爹叫娘”。地方政府事权大、财力小，容易引发政府越界“自谋财路”的持续冲动。

五是，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比如，城市里的房子可以卖给农民，农民宅基地上建的房子却不能卖给城里人。

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革部署。其一，进一步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其二，明确“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加快形成“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其三，建立“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制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其四，建立“科学的财税体制”。明确事权，适度加强中央事权与支出责任，“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其五，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政府创造环境市场创造财富

需要正视的是，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践中的困难源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惯性与顽固性。

长期以来，相比于消费拉动、外贸驱动，政府直接投资推动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色调。甚至有观点认为，政府实际上是“经济建设型政府”、“地方政府已经公司化”。我们承认惯性是巨大的，但也坚信这种惯性是可以扭转的。因为这种发展方式的消极作用已经充分暴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厘清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