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定地站在抗日戰爭最前線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列強通過“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企圖構建和平解決紛爭的國際秩序。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崛起為世界強國的日本並不滿足已得的利益，“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成為其信條。1929年，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披露其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宏偉構想”。他聲稱：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歐洲各民族的決勝戰。不應稱為‘世界大戰’”﹔大戰中“西洋文明的中心轉移至美國”，預計將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以美日為中心的戰爭且是真正的世界大戰”﹔要支撐即將到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必須把中國作為其資源的提供地、重工業和軍火工業基地以及傾銷商品的市場，為此，日本第一步就是要佔領中國東北，以便日軍獲得“能夠對抗蘇聯陸上與美國海上，防衛東亞的武力”。板垣征四郎等軍國主義分子以此為藍圖制造了九一八事變。從日方的陰謀看，侵佔中國東北就是為了准備第二次世界大戰，把九一八事變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契合歷史事實。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九一八事變后，中國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間奮起抵抗，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同時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指出日本發動事變的目的是“實行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太平洋帝國主義戰爭”，號召人民進行堅決斗爭。中國共產黨派出楊靖宇、趙尚志等一大批黨員干部領導東北抗聯斗爭，把日本關東軍等牽制在東北亞，由此開辟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的東北戰區。對比之下，此時希特勒尚未上台，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尚未形成，把歐洲說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是“西方中心論”的典型表現之一。

　　 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而國民政府遲至1941年12月才對日宣戰。1935年10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組建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向全黨指出，“要以西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去推進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積極斡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整個局部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已經站到了抗日斗爭最前沿，並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實現全民族抗戰進行了不懈努力。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了七七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七七事變成為中國全民族抗戰的開端，由此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人民奮起抗戰之時，歐美列強仍在做著綏靖迷夢，先后遭到法西斯聯盟的重擊之后才如夢方醒。

　　 全民族抗戰中，中國共產黨以其堅定如一的抗戰精神和對全民族利益的維護，始終發揮中流砥柱作用。在黨的領導下，中國抗日戰場從白山黑水延伸到滇緬叢林，從國內延伸到國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大的陸上戰區。中國戰場抗擊了日軍的主要力量，到日軍戰略進攻結束的1938年10月，日軍“完全喪失了繼續採取攻勢的機動能力”。為打破僵局，日軍又進行新的戰略冒險，不斷南進，直至偷襲珍珠港。到1945年8月無條件投降時，日軍128萬余人的中國派遣軍和70余萬人的關東軍這兩個重兵集團還深陷中國。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力量，始終站在抗日戰爭最前線，抗擊了大部分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在抗戰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以新四軍為例，抗戰期間，包括160余名團以上干部、2000余名營連排干部在內，6萬余名新四軍將士壯烈犧牲。新四軍的槍支主要依靠繳獲，這種取之於敵的戰爭方式，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絕無僅有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走向成熟，力量空前壯大。這不僅決定了后來解放戰爭的結局，而且具有重大的世界歷史意義。

　　 （作者：張生，系國家社科基金抗日戰爭研究專項“國外有關中國抗日戰爭史料整理與研究之一：李頓調查團檔案翻譯與研究”負責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