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廉政教育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發展歷程中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培育優良作風的重要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先前積累的防腐倡廉經驗的基礎上繼續加強廉政教育，多措並舉，成效顯著。

強化共產主義的信念

思想教育的內容是十分廣泛的。延安時期，中共黨員數量增加，但部分新黨員對馬克思主義認識不夠充分，一些黨員甚至持有錯誤思想。中國共產黨有意識地加強對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並重點通過增強黨員干部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豐富和推進廉政教育工作。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向全黨發出開展學習的號召。1939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主要負責黨政軍民各機關的干部教育工作，並且統一領導中央直屬各學校的教育教學工作。8月，該部與中共中央宣傳部合並。稍后，中共中央書記處頒發《關於干部學習的指示》（1940年1月）、《關於在職教育干部的指示》（1940年3月）、《關於高級學習組組織問題的通知》（1941年11月）等一系列文件，規定全黨干部應當加強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由此強化廣大黨員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與追求。毛澤東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是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不懈奮斗的。他在《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一文中更是告誡全黨，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以共產主義為指導，才能取得中國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這就為全黨同志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指明了方向，有力保証了全黨在組織上和思想上的純潔性，有助於避免黨內腐敗問題的發生。

此外，強化共產主義的信念，保持黨內廉潔，離不開黨員自我修養的提升。1938年4月，張聞天在陝北公學發表講演《論青年的修養》，呼吁廣大青年要有堅定的、高尚的理想，並認為實現共產主義，就要有一定的策略和戰略，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和戰略是每一位共產主義者所必須學習的科學。1939年5月，陳雲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第72期《黨內教育》欄上發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文，指出共產黨員的標准之一是“終身為共產主義奮斗”，因此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當堅定共產主義必然實現的信念，並且應當具有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奮斗到底的決心。同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該文1943年編入解放社出版的《整風文獻》），強調廣大黨員應當努力保持自己無產階級革命品質的純潔性，提升自我無產階級意識的修養。

筑牢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根基

1944年9月5日，中共中央警備團戰士張思德在陝北安塞縣山中燒炭，因炭窯崩塌而犧牲。張思德於1933年參加紅軍，經歷過長征，負過傷，是一位忠實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1944年初，他報名參加中央機關組織的生產小分隊，同年7月，他進安塞縣山中燒木炭，積極勞動，處處起模范帶頭作用。

根據葉子龍的回憶，毛澤東在聽取胡喬木匯報工作時，得知張思德犧牲的消息，立刻說：“應該早告訴我嘛，追悼會我要參加。”（《葉子龍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9月8日下午2時，中共中央警備團在延安棗園溝口的操場上召開張思德追悼會，到會者1000余人，主席台周圍布滿花圈和挽聯，中懸毛澤東親筆挽詞“向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志致敬”，到會者無不深感張思德的光榮。毛澤東會上作了題為《為人民服務》的講演。毛澤東講演結束后，中共中央警備團代表致辭，他代表警備團全體戰士宣誓，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以張思德為榜樣，為人民利益服務。

黨的最高領導人出席普通戰士的追悼會並發表演講，在黨的發展歷史上屬於首次。《為人民服務》短小精悍，全文僅700余字、27句話，但“人民”一詞就出現了17次，彰顯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明確的革命目標和堅定的革命立場。毛澤東決定出席張思德的追悼會並發表講演，與當時的革命形勢和社會背景密切相關。當抗日戰爭處於關鍵階段、有許多苦難需要克服，當黨內存在一定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存在脫離群眾傾向甚至存在個別干部腐敗的現象時，毛澤東發表《為人民服務》的講演，可謂正當其時。

1944年9月21日延安《解放日報》頭版以新聞稿的形式，發表了毛澤東的這篇講演稿，供全黨全軍學習。稍后，毛澤東也在不同場合，多次闡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內涵及其必要性與重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開幕詞以及政治報告中都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不同於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特征。這均表明，毛澤東已注意將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理念融入黨員干部的教育活動之中。隨后，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正式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寫入總綱，成為黨的綱領性文件中的核心原則，成為黨和軍隊必須堅守的宗旨。

黨和軍隊干部加強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有效防止了腐敗事件的發生。毛澤東等人積極主張的為人民服務理念，深入推進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廉政教育，對此后的黨員干部廉政教育亦產生了深遠影響。新中國成立后，為人民服務理念實現了時代傳承，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事業中得到進一步實踐。

倡導勤儉節約的作風

自“落戶”陝北起，中共中央就注重繼承和發揚蘇維埃時期防腐倡廉的光榮傳統，倡導勤儉節約、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提高警惕，時刻保持共產黨員的純潔性。

1936年10月22日，毛澤東致信外出工作的葉劍英、劉鼎，指出：“經費甚緊，外面用費須節省又節省，千萬不可過費，無論何時不要喪失我們的立場，不要接受別人的饋贈。”（《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顯然，此處“不可過費”“不喪失立場”等指示，既適用於外出工作的黨員干部，更對全體黨員干部具有重要的指導和教育意義。1937年3月13日，毛澤東重新頒布了1933年12月中央蘇區制定的第26號訓令《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及時向全黨敲響警鐘，以防貪污浪費和腐敗現象的發生。

1937年9月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宣告正式成立。邊區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軍委所在地。在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意在把陝甘寧邊區建設成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據地，並且在創建模范根據地的同時，把邊區建設成廉政治理的模范。

為了建設廉潔政府，厲行廉潔政治，中共中央以及陝甘寧邊區政府頒布了成體系的法律及規章制度。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於1941年5月1日頒布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這是陝甘寧邊區帶有根本法性質的政綱，具有最高的法律約束力，其中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懲貪污行為，有犯法者從重治罪。這樣便對共產黨員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從根本上保証了廉潔政府的建設。此處的“從重治罪”規定，有力彰顯了黨對腐敗問題零容忍的決心。1942年12月通過的《陝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明確要求黨政干部應當“力（厲）行節約”，具體包括“堅持廉潔節約作風，嚴厲反對貪污腐化現象”等。厲行節約不僅可以有效克服邊區眼前的物質困難，還可以在深層次上防止浪費、貪污、腐敗等不良社會現象的發生，積極推進邊區廉潔政府的建設。

（摘編自《文史天地》2025年第8期 王興/文）